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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2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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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传统文人在当前的大汉,是并不吃香的,读书人虽然受尊重,但政治地位却基本处在第四五等,君亲、勋贵、官僚,才始终占据着大汉核心统治阶级高地。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便是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军阀当道的历史背景,虽然在老皇帝在统一的过程中进行了梳理重塑,但从结果来看,也仅仅是拨乱反正,而非矫枉过正,武夫思想的“遗毒”至今也难说清除干净了。

再加上大汉在过去几十年的不断扩张,也从事实上助涨着军队的威势,巩固着武人的地位。文武兼重、文武制衡是朝廷的驭用之道,但事实上,如无上层权贵的帮助玩笔杆子的想要压过动刀子的,当真是不容易的。

其二则是贵族阶级、贵族官僚集团的复苏,这是老皇帝亲自鼓捣甚至纵放出来的,如今已然做到,在大汉的中上层起着关键作用,与朝廷统治的勾连尤深,到了老皇帝都难彻底压制的情况。权贵的占据着大量且主要资源,留给士林的就更少了。

第三则是由老皇帝发起的科举、教育制度改革了,这对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冲击是巨大的,如不求变,仅奉圣人之言,未必没有前途,但前途必然有限,实务虽只二字,但在思想、制度的领域所造成影响力却是无限的。

就拿湖南道来说,读书人的地位很高,还诞生了湘学体系以及湘士党团,但这仍旧只是一种地方性情况,属于地方政策保驾护航下出现的状态。湖南道的形势放到全国,不说独此一帜,总归是少见的。

所谓湘学、湘士,根子在湖南道,最实际的影响力实则也局限在道了,出了荆湖南道,买账的人并不多。

如廖明永这样的大学问家,对“湘学”的发展有巨大功劳,扛着“湘学”的旗帜大步向前,突破湖南道地方的限制,可谓其必生追求。

然而,何其难也!比起中原、河北,比起关西、川蜀,比起湖北、江南,在文化上湖南的底蕴实在是太薄弱了,甚至于没有多少传统可言,想要向外扩张输出学识理念,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人所鄙都是常态。

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在传统性上的缺乏,使得湘人在治学上更加灵活,更容易接受新鲜理念,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湘学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所谓湘学,并不是抛弃传统、标新立异,相反,对于忠恕、仁孝、友爱这些大道依旧坚持,奉为圭臬,只不过在此基础上,长沙的一些治学大家尝试着结合当前的政治格局与朝廷的用人偏好,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也在几十年的发展、碰撞、糅合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学办法,一种新思想。其核心就在于当年老皇帝提出的四个字:经世致用。

老皇帝当初只是提出一种理念,甚至只是在用人、选贤上表达自己的偏好。但后来湘学的发展深刻解释着一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以廖明永为首的一干湖南道名士的努力之下,将老皇帝的理念,完善提升至理论高度,并以此治学,发扬光大……

显然,所谓湘学,其本质还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其政治理念与主张固然保留了大量传统道德,但在思想性上却是不断靠近统治者,利于其统治。修习湘学的人本质上还是为了更方便进入仕途,担任官职,完成阶级身份上的巩固或者转变。

而大汉最大的统治者是谁,开宝皇帝!对于一门学说来说,几十年的发展并不算长,想要获得突破,甚至还要更久。

至于湘学的对扩散为何缓慢,除了传统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阻滞之外,也因为其主要服务的是最高统治者。而老皇帝的那些倡导,可不是符合所有人理念以及利益的。

如此也就可以看出,湘学为何能在过去的三十来年快速发展,官府丝毫不受阻,甚至大力扶持。说穿了也很简单,其立意太“红”太“正”,这样的学说是不怕担政治风险的,至少在老皇帝当朝是这样的。

若没有这些基础,就靠廖明永这些本土才士,甚至马楚的遗老遗少,能折腾出这般大的动静,把湘学搞得成宗成派,那也是不可能的。

此番,老皇帝能够按捺住那膨胀的猜忌之心,却也是在了解湘江学派的核心理念之后,来了兴趣。

不似临幸岳麓书院之时的走马观花,今日老皇帝专门给廖明永留出了半天的时间,专为听取湘学理论。

当然了,用几十年完善、成熟的一套思想理论,不是区区半天便能讲尽的,廖明永也聪明地拣重点讲,围绕着“经世致用”这一核心重点阐述。

不得不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那些文人尤其民间所谓才士大家,老皇帝都持一种蔑视的态度,他更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自我的远见。

但是今日,出奇地,他耐下性子,认真地倾听一个“乡下地方”、“三流学派”的领袖,阐述其治学理念乃至政治主张。

结果,在廖明永生生把老皇帝说得大发感慨。乃至于,老皇帝生出了些许恍惚,他是真没有想到,在这偏僻的湖南道,竟然能够诞生如此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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