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十一 庙堂变（1 / 3）

李彦直丁忧以后，朱家诸王无不手舞足蹈，坊间开始出现一种舆论，认为李彦直的“下野”是迫于诸王的压力与洪武皇帝的威灵，一些旧派的说书人在茶肆间打“落水狗”，保皇而责李，这种论调在北京这样一座守旧派的大本营里，哪怕是在百姓中也大有市场。

诸王似乎也受到了这种舆论的鼓励，以为接下来只要再把徐阶也赶下台，大明的天下就会恢复秩序了。不过，在诸王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蜀王在李彦直丁忧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思路，认为与其力图恢复过去，不如趁着新的形势谋求另外一种发展的道路。

李彦直和徐阶所推动的宗室改革，既削砍了宗室的奉养，但同时也放宽了对宗室的束缚，甚至允许宗室经商。

其实宗室们大多坐拥巨产，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若是经商的话，哪怕没有特权，也比别人高很多，只是这些人绝大多数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所以并不想从旱涝保收状态跌入必须自负盈亏中去。

只有蜀王与众不同，在朱元璋的子孙当中，蜀王一脉明显是十分优良的种子，历代多好学能文之士，蜀王世子朱宣圻便开始挟巨资进入商界，不过四川离海太远，所以朱宣圻并没有到上海凑热闹，而是转而向西南，走云南茶马古道获利，并有打算将势力延伸到缅甸。所以他的举动为开明公卿所暗许，却为诸王以及守旧大臣所侧目。

朱家的这些王爷们并不打算“沦落”为商贾，因为经商虽能致富，但富不过三代，总有没落的一天。唯有享有特权，才是万世不拔的好处！

李彦直丁忧之后的半年里，全国各地就产生了大大小小二十多起骚乱，骚乱的原因五花八门，或者是因为杀人，或者是因为打官司，或者是因为有人带头要去掘徐阶的祖坟而遭到官兵的压制。

这些骚乱的策动者多是市井无赖，可官府彻查下去以后就发现这些骚乱大多与各地王府有所牵连。一些痞子在作乱之后甚至就直接跑到王府躲藏起来。

在宗室改革之前，诸王反而不敢如此猖狂，因为那时候皇帝和诸王是互相猜忌的，诸王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被安上谋反作乱的罪名，所以他们都活得战战兢兢。但到如今形势却忽然变了，诸王变得和皇帝站在同一阵线上，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徐阶！

由于大局基本稳定，农村也没饿死人，所以这些小骚乱没有一起能够扩大出去，但是作乱的规模虽然不大，却扰乱了人心。今天湖南报一起，明天广西报一起，后天山东再报一起，倒像天下间已经纷扰不安了似的，就连皇帝朱载垕也经常在龙椅上叹息：“为何天下喧扰如此？”但他说这句话也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要首辅徐阶认罪！最好认罪完之后请求致仕去！

但徐阶的脸皮却真的很厚，面对皇帝的质疑，他条条分析起来，说这些骚乱只是数量多声势大而已，其实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最后他将矛头指向了诸王：“各地之祸，都有诸王侯的影子……”

他还没说完，朱载垕就哭了起来：“阁老，你说这话，莫非是想趁机将我的叔伯兄弟们斩尽杀绝吗？这些作乱的人虽然不该，可他们也都打着忠孝的名号——若说是诸王的错，还不如说是我的错！”

徐阶啊了一声，他骨子里毕竟是传统的士大夫，皇帝的这话说得实在是重了，说得他只得答道：“老臣惶恐，老臣惶恐……”

朱载垕这句话实上已在为诸王开脱，甚至露出“要动他们先动我的意思！”

徐阶目前来说还想努力调适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想动他。

更为关键的是，他心中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君臣观念，让他摄政行权甚至逼皇帝让步他是敢做的，因为儒家的政治评价体系就是要求做臣子的能够为天下苍生犯君之难。但要让他真把皇帝扯下马，徐阶就担心千古之下史书将他列入奸臣之内了，正因有这样的观念在，所以徐阶始终不敢将皇帝逼得太过分，他的权谋或许比李彦直更胜一筹，却不像李彦直那样做起事情来肆无忌惮。李彦直把“忠君”二字当作狗屁，但徐阶却还不敢彻底推翻这两个字，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

这不止是徐阶一人的毛病，他所率领的内阁以及六部几乎所有人都有这个毛病，在李彦直还在位时，由于他的大胆甚至“胡闹”，才显得徐阶一派稳重持衡，所以激进势力愿意与徐阶合作，而保守势力也认为徐阶是稳定江山的中庸柱石。

而现在李彦直一走，就把徐阶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保守势力开始认为他做得太过了，把他当作激进的代表来斗他。

正因如此，当皇帝打出“忠”字牌的时候，徐阶等就只能打出“为天下”来与之抗衡，可皇帝也可以说“为朕就是为天下”啊，这不是靠几句能言巧辩就能扭转的，因为这是存在于士林心目中不可改变的“法则”！所以尽管徐阶一派目前掌握了政权的关键，但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中他却颇为被动。

北京的政治氛围忽然有些沉郁起来，李彦直在的时候徐阶丁汝夔等都嫌他太过飞扬跋扈，担心他日益壮大以后会威胁到大明帝国的稳定，但现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