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7节（6 / 6）

发展的瓶颈期，将王朝推上盛世。汉代刘邦开国，确立了清静无为的治国思路，但也留下了诸侯分裂的政治隐患。刘邦去世后，出现了吕后、惠帝时期的动荡。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将“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击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势力，消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重大隐患，从而催生出武帝时代的极盛。唐代的盛世，经高祖、太宗开基立业，奠定基础，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动荡调整，直到玄宗时才达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尔衮和顺治打下基础。而康熙继位，解决了权臣和三藩这两个发展的瓶颈问题，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3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